波罗的海（Baltic Sea）的灰色浪涛里，沉淀着多少商船的残骸。
夏季的东北风，年复一年地推送着汉萨同盟（Hanseatic League）的柯克船（cog），从吕北克（Lubeck）斑驳的砖墙下启航，经过哥特兰岛（Gotland）青黑色的石灰岩海岸，最终抵达诺夫哥罗德（Novgorod），船锚泊在港边木质教堂的阴影里。
來自弗兰德斯（Flanders）的呢绒（woolen fabric）在俄罗斯的寒冬中格外地珍贵，而出自诺夫哥罗德（Novgorod）的蜂蜡，则在吕北克（Lubeck）圣母教堂的祭坛上静静燃烧——那些凝固的阳光，终将融化成虔诚的泪水，顺着烛台流下。商人们用泛着铁锈的秤，掂量着皮毛与银币，也计不清究竟是北方的寒狐，还是德意志的银匠更得上帝的欢心。（有关汉萨贸易相关文章，可参见 逐梦北国的日耳曼商会在挪威留下的世界文化遗产）
汉萨橡木桶如中世纪的智能货柜：储运腌鱼、啤酒（今冷藏柜）、压舱（今压载水舱）、浮力救生（今充气浮具）、计量征税（今标准集装箱TEU），兼具防水与生存功能（今应急物资箱）。（图：彭菲菲）
交换着对远方的想象
人类为何贸易？若将这问题抛向威尼斯总督府廊柱下的商人，他必会抚着绣金线的衣袖发笑；若去问泉州港回返商人仓库里的乳香，它必会在氤氲中保持沉默。
西塞罗（Cicero）说，商业缔造和平时，地中海还正倒映着迦太基（Carthage）的余烬。贸易从来不只是货物的流动，更是生命的延展。当北欧的鳕鱼干出现在托斯卡纳（Tuscany）的斋戒日餐桌上，当卑耳根（Bergen）的工匠细心雕凿來自诺夫哥罗德（Novgorod）的海象牙所制作的西洋棋，摆放在英国城堡时，人类在交换的，何尝不是对远方的想象？十五世纪吕北克（Lubeck）的账房里，书记员用铁笔在蜡板上记录：“得俄罗斯蜂蜡百磅，可制圣烛，光照主之圣颜。”贸易的语义，原是对未知的温柔试探。
百年后悲剧重演
然而，筑高墙总是比建桥梁更容易。1436年的布鲁日（Bruges），市政官员们决定对汉萨商人课以重税，这就如同在运河上筑起石坝。他们却不曾料到，来年春季的粮船竟因此绕道而行，弗兰德斯（Flanders）的磨坊也渐渐沉默。当黑死病的黑袍掠过低地国家时，那些因关税而半空的粮仓，就成了瘟疫最忠实的帮凶。
同样的悲剧在五百年后重演：1930年的华盛顿，斯姆特（Reed Smoot）参议员挥舞着关税法案，如同十字军挥舞圣剑，却不知大萧条的黑潮正在法案的墨迹里涌动。
今日的关税战里，硅谷的芯片与珠江三角洲的电路板，在海关仓库內相对无言，宛如当年布鲁日（Bruges）码头腐烂的麦粒。人类似乎永远学不会，贸易如同教堂里的烛火，掐灭任何一盏，只会让整个圣所更加昏暗。
繁华成锈，记忆犹存
中世纪的蜂蜡圣烛早已燃尽，但吕北克（Lubeck）圣母教堂的彩窗依然变换着光影。商船残骸里的银币长出了绿色的血脉，而哥特兰岛（Gotland）石灰岩上的鲁尼文字（Runes）仍在诉说“此人死于远航”。
当我在吕北克欧洲汉萨博物馆（European Hansemuseum）看见那些生锈的船锚时，忽然想起诺夫哥罗德（Novgorod）出土的桦树皮文书，上面用稚拙的笔迹写着：“父亲，请带一把法兰克匕首回来。”
七个世纪的风吹过，贸易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孩子对远方的期待。如今，太平洋上的集装箱船载着百万倍的货物，可还有人为一把异国的匕首而心动？我们筑起的高墙，挡住的究竟是想像中的威胁，还是童年时那个趴在码头等待商船归来的自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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