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解决我国低生育率的问题，人口专家表示，我国可同其他国家学习，增加陪产假以及平衡夫妻之间的育儿假。此外，受访专家也建议，鼓励年轻人早婚、解决育儿成本和压力问题，多管齐下解决低生育率问题。

新传媒英文新闻网CNA报道，有关当局初步预估去年我国的居民整体生育率为0.97，首次跌破1.0的水平。

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尔帕娜（Kalpana Vignehsa）指出，虽然政府推出的婴儿花红和其他措施“越来越慷慨”，但仍不如韩国和日本以及北欧国家推出的一年有薪育婴假来得“慷慨”。例如在冰岛，夫妻自2021年生育或领养孩子，每人将获得六个月有薪假期，这期间的薪金为月薪的80%，其中六周可以转移给对方。

卡尔帕娜表示，本地的16周产假和四周陪产假有点过时了。其中，今年起实施的额外两周陪产假也不是强制性的。

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属下的新加坡临床科学研究院主任Jean Yeung则认为，我国不太可能大幅增加育婴假天数，不过至少可以把四周陪产假定为强制性的，让父亲们可以放心申请。

可参考“不用就作废”政策

卡尔帕娜表示，在东南亚国家，男员工可能基于性别文化规范而较少申请陪产假，政府或许可向瑞典学习，推出政策让父母亲有固定的育婴假，不用就作废。例如，每名瑞典的家长有240天的有薪育婴假，其中90天是不能互相转让的，不申请就作废了，从而鼓励父亲申请陪产假。

她也建议发展临时工产业，以便在这些父母的假期期间，有人能暂时填补他们的空缺。

另一方面，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指出，过长的育儿假可能是一场“零和博弈”。她表示，这对没有孩子的员工不公平。“我们如果让一组人获得特权，另一组人将被剥夺这些特权。”

针对有意愿生育夫妻更有效

郑宝莲说，鼓励年轻人早点结婚是解决生育率低下的方法之一。“本地年轻人较迟婚，等到他们30多岁才共结连理，自然生育的机会会下降了；其次，迟婚也让年轻夫妇较不愿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。”

与此同时，专家也认为，推出政策帮助有意愿生育的夫妻也比较有效。

卡尔帕娜指出，为尝试人工受孕的家长提供津贴将帮助他们消除障碍。此外，她表示，可协助年轻夫妻处理养育孩子的心理压力和恐惧。

郑宝莲也认同针对有意愿生育的夫妻推出政策更重要。“那些要生孩子的夫妻，你给不给婴儿花红，他们都会生育；但不想要孩子的，婴儿花红很难影响他们的决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