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同必须先有认识，再来是一种选择。

最近，认同引起关注，同样是先有认识的落差，再来，就是选择的判断。特别是身份认同，在文化与国民之间，必须更意识清明，懂得区分与辨别。

谈到文化认同，以及国民身份和政治认同，问题通常就出就在认知，以及信与不信的认真。

怎么说呢？

当年心中只有中国

认同像一口井，水源在地底，水脉汇流，一口井打出来的水，可能跟另一口井同源，那是文化的同宗同源。然而，每一口井独立，如同国号，各有招牌。

新加坡人，在文化认同与国民认同之间寻求定位，向来自在。特别是独立后出生的，不会模糊，也不必纠结。

独立前的岁月，摆荡在各种势力之中，从各族母国到南洋偏安，再到政治力量的争取，那是一个选择的年代，也是一个放手一搏的心态。

华侨中学、华侨银行，以“华侨”为名，都是时代的产物，也留下了历史的眼神。

由陈嘉庚倡议，1919年创办的南洋华侨中学；由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，在1932年通过合并几家银行，成立的华侨银行，定位都很清楚。战前，那是一个效忠明确的年代，海外华人心目中的国家，是中国。

根本的问题

根据中国侨联的资料，1907年，荷兰殖民者勒令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华侨，必须改入殖民地籍。当时清朝政府奉行血统主义，以亲子关系来确定国籍，承认“双重国籍”。民国政府继承了清政府的规定，也承认“双重国籍”。

印度尼西亚在1945年独立，到了1946年，印尼政府颁布《公民法和居住法》，规定两年内不声明脱离中国籍的华侨，将“被动地”成为印尼公民。其他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，也以同样原则判定。

于是，“落叶归根”还是“落地生根”，对于海外中国人来说，成为一个必须思考和决定的问题。

认同的转移

1950年代前后，东南亚的华侨约有1000万人，大多数是二代或三代华侨。这些华侨多数从事商业，有一部分财大势雄。作为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东南亚国家，很难接受华侨的模糊身份。

1954年，印尼大选在即，华侨的国籍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。

据资料，当时苏卡诺委托印度总理尼赫鲁，向毛泽东问候，其中就涉及华侨“双重国籍”问题。毛泽东间接回答说，“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，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；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，那么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。”

去留自己决定

1955年，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期间，当时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，同印尼外长签订了解决华侨国籍问题的条约。根据这一条约，海外华侨在一人一国籍的原则下，自愿选籍。

签约之后，周恩来对华侨团体解释说，“过去中国弱，那时虽也存在着‘双重国籍’问题，但没有人拿这个来制造国际间的纠纷。现在中国强起来了，有的国家就从中挑拨，说你们这样的大国，有1000多万华侨待在海外，是不是想搞颠覆活动？”因此，“不论从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上，还是消除误会、解除怀疑、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上，都须解决这个问题。”周恩来鼓励华侨，“能善于与人同化，才能和人家一道前进”。

自此，华侨和华人有了明确界限 。这么一来，华侨和华人的区别，也就很清楚了。

不应该再模糊

外交政策是要关注国家长远利益，也就是捍卫主权。新加坡有自己的价值与主张，文化认同和国民认同，是两回事，华侨和华人不同。

这样的主张，不容再被操弄，不能模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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