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少年在网络世界成长，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与情绪挑战。部分人在经历校园霸凌、家庭矛盾或网络暴力后选择封闭自己，逐渐远离社交圈，成为所谓的“隐蔽青少年”。
隐蔽青年不是病症 是社会现象
黄廷方综合医院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郭少奇医生指出，“隐蔽青年”并非一种精神疾病，而是一种社会现象。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自我隐蔽，与社会隔绝，不上学、不上班、也不参与培训。他们往往在网络世界中寻求慰藉，但由于缺乏现实社交，生活节奏紊乱、昼夜颠倒，最终出现心理问题。
飞跃社区服务资深社工林思敏指出，隐蔽行为背后往往有多重原因，包括负面的社交关系，像是被霸凌、排挤，和父母关系不好等等。她举例，有青少年从小经历家庭失和，父亲吸毒，父母离异，最后被朋友背叛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最终他完全不愿出门，也不再与他人沟通。
隐蔽行为难改变 康复之路以年为计
社工团队通常需要通过间接方式接触，例如写信、留下他们喜欢的食物，通过父母了解他们的喜好，让孩子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。林思敏表示，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，但只要关系建立，仍有机会帮助他们重新走出房门。一般上帮助隐蔽青年打开心门和房门，平均需要大约三年的时间。
《星期二特写》新系列《少年Z的烦恼》访问了一位隐蔽青少年的家长，他的孩子13岁就封闭自我，至今还没有走出来。同一屋檐下的父母已有两、三年见不到他。
“原本应该是今年中三的，可是他已经两三年没上学了。直到现在，没办法跟他沟通。他一定是长得比较高，声音也破了，应该是变声了，可是没办法看到他。这两年，很想，因为作为父母你很想跟孩子度过成长的过程。可是我这个第二孩子，我没有办法，已经错过了，找不回了。”
一位曾经封闭自己长达两年的青少年阿泽回忆，当时的生活只有吃饭、打游戏、睡觉，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。他坦言，当感受不到被理解时，也不再尝试理解他人。
郭医生认为，家庭与学校是最重要的“预警系统”，当孩子出现隐蔽征兆时就要及早介入，并不是说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，但必须及早咨询或提供帮助，避免孩子最终封闭自己。郭医生表示，一旦“隐蔽”成为根深蒂固的行为就很难改变。
郭医生提醒，隐蔽青少年的康复过程必须结合多层面的支持——包括心理辅导、家庭沟通、学校和机构配合。还得看青少年是否有心理疾病或抑郁，若有心理健康问题就需要治疗，如果有创伤或是自信心问题也需要针对性解决。家长不应表现出失望，无论花多少年，都要抱持希望，才有可能带他们走出来。
郭医生指出，家长在隐蔽青少年康复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“主要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有个安全的平台，他能够走出来。心理学上我们常说要同理、同步，小孩知道你站在他那边，他才会走出来。”
政府立法监管 揪出网络加害者
网络霸凌是让孩子受伤，封闭自己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国会明天二读《互联网安全（援助与问责）法案》，计划设立“互联网安全委员会”（Online Safety Commission），赋予当局权力要求平台限期移除有害内容，例如网络跟踪、骚扰、人肉搜索和儿童色情内容等。
部长指出，这项机制不向公众收费，举报程序跟向警察报案类似。若平台未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行动，可能面临罚款。同时当局未来可依法要求平台提供加害者的身份资料，方便法律程序追究，并起到社会警示的作用。
“查找加害者身份确实有一定难度，但法案通过后情况肯定比现在来得好。至少加害者知道平台在法律上是有义务提供加害者信息。也正在和平台讨论，怎么让加害者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。”
根据调查，本地约八成受访者在面对有害内容时选择跳过或关闭页面，仅两成会举报。杨部长表示，新法案的目标是建立更明确的标准，让公众更清楚哪些网络行为越界，同时促使平台承担更积极的社会责任。
“比如说公路安全，每个人都不遵守红绿灯，闯红灯也没有受到惩罚，那还有谁会遵守？所以在网络上我们也希望受害者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；加害者长年累月看得出自己的行为不被接受，会受到社会排斥。”
社工林思敏表示，很多时候青少年即便遭遇网络霸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也担心举报后会被朋友发现，新法案能加强制度保障，也让受害者更有信心采取行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