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大师刘太格18日过世，享年87岁。刘太格曾任建屋发展局和市区重建局局长，一生参与并推动了新加坡公共组屋与城市规划的关键决策，他所留下的社区与街区，至今仍影响数十万家庭的日常生活。
他去年底接受《焦点》访问，这也是他生前做的最后一个个人专访。在镜头中，这位久未露面的长者既有回望，也有叮咛；既有怀旧，也有对未来城市的审慎告诫。那次访谈，如今读来分外珍贵，它既记录了一个人的职业轨迹，也映照出一个国家在城市化历程中必须面对的抉择。
从“画家之子”到城市规划的实干家
刘太格出身于艺术世家，父亲刘抗是南洋画派的重要画家。童年跟随父亲学画，让他养成敏锐的审美与构图感；但家庭的现实与母亲的建议把他引向建筑与城市规划之路。
1962年他从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系毕业，随后赴耶鲁大学深造城市规划，早年还曾在国际知名的贝聿铭事务所工作；1969年回国加入建屋发展局，并在公共部门长期任职，推动并监管大量组屋与卫星市镇的落成。关于他对新加坡城市面貌的决定性影响，学界与媒体有一致评价。
在访谈中，他以朴实的口吻回顾了自己如何从画笔走进城市图纸，也谈到早年做设计时必须兼顾功能、成本与美感的抉择：“面积我不妥协，但建筑装饰我可以尽量简化”，这既是对居住品质的执着，也反映出对公共资源效率的敏感。
组屋应能耐百年 不需轻率拆除
近年关于旧组屋重建的讨论在新加坡社会引发广泛关注。刘太格在访谈中观点明确：他曾要求工程团队以“能够耐几百年”的标准来设计；不应把拆除当作首选，因为频繁拆建不仅浪费资源，也会对环境与气候造成长期不利影响。他把欧洲许多延续数百年的建筑作为例证，强调“保留、修缮与改造”常常比全面拆除来得更可持续。类似的长期主义观点，也在他多个公开访谈与学术交流中多次出现。
刘太格最满意的组屋
在被问到“设计这么多组屋，哪一个最满意？”，刘太格笑言他一边工作一边改进，通常最满意的就是“最新完成的卫星城”；若要点出一个代表性的成果，那就是他离开建屋局前，在碧山的最后一个组屋建案，在整体的空间布局、色彩与天际线处理上的平衡，既有公共绿地，又能营造邻里尺度的亲切感，是他的理想实践作品之一。
他谈到碧山时，语气里既有一位设计者对成就的满足，也有规划者对城市持续改善的谦逊，也就是一个理想的城市打造，没有完工的时刻，只有不断的调整与完善。
面对人口老化：反对“老人集中村”的经验教训
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应对，刘太格回忆了他在美国学习时见过的“养老村”实验：最初把年长者集中在单一地点，结果发现他们与年轻世代的互动减少、生活活力被削弱，反而对身心不利。
他强调，当年在组屋规划时，就聘请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共同评估年长者的需要，结论是应鼓励多代同居、让老年住宅靠近社区核心，以保持社交互动与日常功能（买菜、喝咖啡、家庭往来）。对他来说，真正让人“老有所居”的设计，不是将老人隔离出来，而是把他们融入日常城市生活。
给新一代建筑师的忠告：避免“孤岛思维”
对于年轻设计师，刘太格的期望清晰而直接：不要有孤岛思维。他批评那种只关注单一地块、忽视周边环境与城市脉络的做法，结果往往是一个个缺乏对话與连贯性的“孤岛式”项目，使城市整体和谐被破坏。
他呼吁新一代要具备跨学科的视野，关照交通、社会、生态与公共空间的连结，才能设计出真正的宜居城市，许多城市规划教育与国际对话也在强调类似的整体性思考。
刘太格：规划与艺术并行 是我的福分
被问及是否还怀念当年想做画家的梦，刘太格温和地回应：他并不遗憾。艺术与绘画的训练，反而成为他在城市设计中对比例、构图、色彩与人性尺度敏锐判断的根基。成为规划师与建筑师后，他觉得自己“既实现了心愿，也找到了更宏大的施展舞台”。
他用城市这张大画布，把美学、功能與社会融合在一起。晚年的他仍不愿完全退下舞台，而更希望把自己几十年的“功夫”分享给其他城市与后辈，言谈中充满对生命与工作的热情。
采访后记：一个时代的城市记忆与继续的对话
能够有机会访问刘太格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，刘太格并不喜欢别人称呼他“大师”，因此我访谈时以“老师”称呼他，他也的确是一个位最有智慧的师长，不吝分享他的生活智慧和工作点滴。
访谈结束前，我很开心地谢谢他，希望有机会请他吃饭聊表心意。他以惯有的幽默说“，我要吃很贵的法国餐哦”，整个会面时光都是温馨而欢笑的。
然而，这个约定却无法实践，原本已约定今年初就要找时间再拜访他老人家，却再也没有机会。
但我相信，尽管他离开了，他所参与塑造的街区与公共空间，仍在千万居民的日常里继续运行。他留给我们的，不只是技术与图纸，更多是以人为本、兼顾美感与务实的城市规划态度。
当我们在讨论旧区更新、安老住宅、以及如何以更低碳的方式对待城市基础建设时，他的声音仍然值得被所有的人重视和聆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