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大馆当代美术馆正在呈献的大型展览《神话制造者——光·合作用 III》，以“酷儿神话”为核心，展示了60多位来自亚洲艺术家的百余件与LGBTQ+主题相关的作品。
两位策展人Inti Guerrero和黄子欣以神话为起点理解酷儿艺术社群，探讨在性别少数群体更被认同的今天，可否以一种新的方式去展现他们的自身论述，从而抛开性别和性欲上的二元化分，展现他们千姿百态的面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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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，我走入了大馆当代美术馆，把自己丢进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复杂语境里，试图去一遍遍阅读和理解这些性/别课题，以及它们如何把一个时代艺术家的声音，编织成一系列的论述。
《神话制造者——光·合作用 III》主视觉场刊，（图：黄素怀）
《神话制造者》一共有三个章节，包含了艺术家们对亚洲传统以及当代主流中酷儿（英文Queer一词的中文音译，被用来统称各种非规范性的性取向认同者，如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和无性恋等）神话形象的诠释；艺术作品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对权力的抵抗，以及对生存空间的开拓；以及想象不断探索和发掘的未来。
对大馆的历史对照
位于二楼的F仓展厅，让我觉得尤为有趣。这里是第二章探讨身体政治的展出所在地，也是整个展出中唯一被列为18禁的展厅。
一入口就看到来自新加坡的两个作品。左边的影像记录是曾在1994年引发巨大争议的艺术家吴承祖（Josef Ng）的作品《藤条兄弟》。这个表演的影响十分深远，启发了许多新加坡人对表演艺术和酷儿政治的研究及讨论。右边罗子涵的作品就是其中之一，他的两幅摄影作品，反映了社会给性少数群体的道德污名。虽然我对作品并不陌生，但还是很高兴能重温新加坡艺术家对这一课题的思考。
新加坡艺术家罗子涵的作品。（图：黄素怀）
除了罗子涵的作品，展馆中也有不少探讨性少数群体入刑、控制和被控制这类叙事的作品。而它们所在的地点，这座建筑本身，曾经就是监狱的一部分。大馆的前身是中区警署，展馆所在的F仓，曾被作为收押中心，设有牢房和探监室。当代艺术的思考，对照建筑历史，让时空折叠，千头万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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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仓展馆入口的一袭白纱。（图：黄素怀）
香港社会与酷儿文化
《神话制造者》作为香港首个以LGBTQ+为题的大型展览让我很惊喜，也让我好奇，香港社会对于LTBTQ+的接受程度如何？
回想起来，同性恋形象在香港当代流行文化中从未缺席。九十年代的《春光乍泄》是华语世界最早的同性恋电影；张国荣在演唱会的长发高跟鞋形象，也深深印刻在一代人的心里。
香港九十年代就引入了欧美小众性别理论，不论是电影还是出版，都一直百花齐放。把LGBTQ+作为议题的影展、摄影展处处可见，这些大概都体现了香港社会对多元性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状态。
另一方面，对酷儿现状，香港学者游静也提出过很多担忧，包括大众媒体对性小众猎奇、妖魔化、病态化的报道，以及学院机构无法提供促进酷儿研究在地化资源等。游静认为，香港学院的的精英化和资本主义基督教伦理价值，阻碍了同志平权运动的发展，让它更容易被消费主导。（《酷儿政治与同志研究》2017）
《神话制造者》在这条路上必定会起到积极作用。大馆作为主办方的大众属性，让这个展不但有当代艺术价值，也积极的通过文献、档案的展出，讲座和工作坊的进行，对大众必然有教育和普及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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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在一个媒体艺术前观看。（图：黄素怀）
策展框架与观展体验
另一方面，作为经常看展，并且对当代艺术有一定认识的我，观展体验让我觉得颇为疲劳，更多在策展框架下去理解作品，耗费了我很多理解精力。再加上作品实在太多，很难不流于表面。在没有导览的情况下，我感兴趣的作品除了寥寥几字晦涩难懂的介绍，很难深入了解。
探讨酷儿未来的展馆。（图：Benson Pan）
我发现很多作品是艺术家长期研究的部分，或者某个过程的记录，为了符合展览主题，被剥离了过程和语境，只留下片面的成果。这让我觉得有点遗憾。其实这些感想并不针对此次展出，而是我对大型群展的一个整体印象。
主流场馆肩负着很多社会责任，需要把艺术带入生活，普及给大众。我是理解的。策展人做的事情常常是减少理解成本的。但理论的不断叠加，也剥夺了一些让观众自主思考的空间。亚洲年轻的酷儿艺术创作者缺乏资源，作品小众，很难与大师比肩。我对他们的兴趣却并不亚于大师。因为他们是亚洲的，在地的，是与我的文化和生活息息相关的。
也许这样的大型群展并不能让我记住艺术家和作品多过于展出概念，但我想它也留下了几颗种子，可能在未来发芽吧。